东汉灭蜀之战，是东汉王朝建立者刘秀平定益州北部（今四川、陕西汉中）割据势力公孙述，完成东汉统一的战役。这场战役中，刘秀采取了南北水陆并发的作战方略，利用长江和岷江的水路，实施了一场大迂回战术，最终攻克成都，灭亡了自称白帝的公孙述。
公孙述是西汉末年的政治人物，他曾任蜀郡太守，后来自称辅汉将军兼任益州牧，割据蜀地。公元25年，他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年号龙兴，并自诩为白帝。他迷信讳谶符命之说，废止铜钱，设官铸铁钱，一时间难以流通，好事者窃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他还多次出兵关中，意图扩张势力，与刘秀争夺天下。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绿林军中起兵反对王莽的新朝，后来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定国将军，镇守荆州。公元25年，他在河北邯郸称帝，国号汉，年号建武，史称东汉。他先后平定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叛乱，统一了北方，然后南下攻打刘玄，于公元27年灭亡了刘玄的政权，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皇帝。此后，他又消灭了赵匡胤、陈茂、李宪等地方割据势力，逐渐控制了中原和江南地区。
公孙述与刘秀的冲突，始于公元28年，当时公孙述进攻关中，遭到刘秀的抵抗，被迫退守汉中巴蜀。公元33年，隗嚣反汉后，公孙述曾数次救援陇西，意图帮助隗嚣阻止汉军从武都（郡治武都道，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入蜀。同年三月，隗嚣灭亡之前，公孙述又派田戎、任满、程汛率兵由江关（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北瞿塘峡口）东下，取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北）、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占据长江天险的荆门、虎牙（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长江两岸）两山，阻汉军沿长江西进。北面派王元、环安据守河池（今甘肃省徽县西北），防汉军由天水下入蜀。
公元35年三月，刘秀采取南北水陆并发的作战方略，命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在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西上入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南线岑彭军沿长江西上，攻克荆门，俘获程讯，斩杀任满，田戎退守江州（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岑彭由三峡，长驱直入江关。沿途郡县降附东汉，大军逼近江州。同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省成县西北）、河池，挺近蜀中。公孙述派人刺杀来歙，刘秀于是派将军刘尚继续率军南下。江州城固粮多，不易攻破，岑彭留兵围困，自率主力直指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攻破平曲（今重庆市合川区东）。公孙述令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军拒守广汉郡（郡治梓潼县，今属四川省）、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另派侯丹率两万人拒守黄石（今重庆市涪陵区东北横石滩），岑彭留下臧宫在平曲拒延岑，自率大军折回江州，沿江西上，袭破黄石，兼程两千余里，迂回到岷江中游，占领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东），进击广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南岷江东北岸）。公孙述派人刺杀岑彭，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军前，接替岑彭指挥。
公元36年正月，吴汉在鱼腹津（今四川省眉山市之岷江渡口）打败蜀军，进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西上再破广都，逼近成都。吴汉求胜心切，率两万步骑进攻成都，兵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合兵，并力对敌，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的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战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兵临成都城下。同年十一月，臧宫攻克繁县（今四川省彭县西北）、郫县（今四川省郫都区）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招募五千敢死士交延岑指挥，准备决战。延岑在市桥（今四川省成都市南郊）大败吴汉。吴汉隐蔽精锐，示弱诱敌。公孙述贸然出击，蜀军大败，公孙
述逃入成都，被其部下所杀，蜀汉灭亡。刘秀派人迎接公孙述的首级，赐给其妻子，安葬于成都。刘秀还下令赦免蜀地百姓，恢复旧制，保护生产，促进交流，改善民生，使蜀地得到了安定和发展。
刘秀的东汉灭蜀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战争，它不仅结束了东汉的统一战争，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场战争的意义和价值：
刘秀与公孙述的对比，是这场战争的精髓，它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人格品质。刘秀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以汉室正统自居，以民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辅，以信为重，以和为贵，以仁为怀，以义为行，以智为用，以勇为胜，以忠为诚，以孝为本，以礼为敬，以乐为和，以儒为教，以道为治，以天为尊，以人为本，以祖为根，以国为家，以民为子，以天下为一。
公孙述是一位野心的叛徒，他以己私为先，以权为本，以威为先，以暴为辅，以诈为重，以战为贵，以残为怀，以利为行，以巧为用，以暴为胜，以谄为诚，以逆为本，以侮为敬，以乱为和，以邪为教，以术为治，以己为尊，以人为器，以祖为敌，以国为贼，以民为奴，以天下为敌。刘秀与公孙述的对比，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时代的风貌，都取决于领导者的政治理念和人格品质，只有以德治国，才能实现国泰民安，只有以义立国，才能实现天下归心。
刘秀与公孙述的反思，是这场战争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心，也可以照见人性。刘秀与公孙述的反思，让我们看到，人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性是一个民族的基础，人心和人性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兴衰。
刘秀与公孙述的反思，让我们明白，人心和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由善变恶，也可以由恶变善，可以由弱变强，也可以由强变弱，可以由忠变叛，也可以由叛变忠，可以由孝变逆，也可以由逆变孝，可以由礼变侮，也可以由侮变礼，可以由乐变乱，也可以由乱变乐，可以由儒变邪，也可以由邪变儒，可以由道变术，也可以由术变道，可以由天变己，也可以由己变天，可以由人变器，也可以由器变人，可以由祖变敌，也可以由敌变祖，可以由国变贼，也可以由贼变国，可以由民变奴，也可以由奴变民，可以由天下变敌，也可以由敌变天下。
刘秀与公孙述的反思，让我们警惕，人心和人性的改变，是受到外在和内在的影响的，外在的影响有时代，环境，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在的影响有思想，情感，意志，品德，信仰，价值，理想等。我们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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