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北方各族的迁徙与融合上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魏晋时期北方各族的融合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今试加说明，以就教于读者和历史教师。

01少数民族

揭族原为“匈奴别都羌渠之胃”，其人深目高鼻多须，祖先可能出自西域月氏。他们入塞后，散居于太行山以西的上党、武乡一带，与当地汉人杂处。东晋初年，石勒建后赵国。其侄石虎执政时，统治地域曾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

氏族传为“有窟之苗裔。”据《诗经·商颂·殷武》载，夏商时已有氏族之名。两汉时期，氏人居于武都(甘肃徽县)、沂陇(映西吁阳)一带。曹魏初年，曹操讨伐叛氏阿贵、杨千万以后，令张既至武都，“徒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曹魏末年齐王芳时，又令郭淮徙氏人兰千余落于关中。于是，氏人的足迹遍布在甘肃陕西各地。由于他们长期与汉人“错居”，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善于种田和织麻布，兼养羊马琢驴骡。西晋乱亡之际和灭亡之后，氏人先后建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诸国。地域西北及新疆，西南达四川、云南、贵州，猫界辽阔。

羌族原居青海草原，曾臣服匈奴，后归附于汉，迁居于河西走廊。曹魏时期，酋长柯回被任为西羌都督。西晋永嘉丧乱时，其子姚弋仲受匈奴刘暇节制，“东徒榆眉，戎夏随之者数万”。揭人石虎执政期间，弋仲又“率步(部)众数万迁于清河”。至弋仲第廿四子姚莫时，建后秦，都长安，据有映西、河南、甘肃之大部。

鲜卑族又名东胡，植石槐、柯比能均受封为王，开始内迁至北匈奴故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域”，与汉人“通胡市”，得到精金良铁。

西晋初年，鲜卑族继续内迁，中部的慕容氏，东部的宇文氏、辽西的段氏向辽东地区发展，西部的拓跋氏向长城内的山西，河北突进;拓跋氏的支族秃发氏留居河西走廊，陇西的乞伏氏更向映西、甘肃扩展，慕容氏的另一支吐谷浑氏进入青海草原。西晋乱亡后，鲜卑族相继建立了前燕、西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河南、辽西、代、宇文诸国。

鸟桓族亦称乌丸，是东胡的一个支族，世居西拉木伦河南边的老哈河流域，秦汉以前臣服匈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乌植族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塞外。

建安十一年(年)，曹操亲征乌桓，大破该部大人丘力居，得降众二十多万人。不久，曹操又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祖共一万多落迁入塞内。自此之后，外塞乌植讲入鲜卑，塞内乌植接受汉文化，改变了过去“以力为雄”的旧习，按魏晋封建制改大人为父子继承制。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一)魏晋时期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族大内迁时期。大体说来，除鲜卑族是强行迁外，其他各族多在“归附”或“招引”下进入中原地区。当时内迁人口的数字，如按《晋书·文帝纪》是八百七十余万口。

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但它反映出内迁人口一定不会太少，若按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著《徒戎论》的估计，内迁各族人口与关中汉人的比例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这话比较合乎实际。北方各少数族大批地向内地迁移，给原来人口耗减的中原地区补充了新的血液，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对恢复和发展北方的工农业生产应当是有利的。

(二)北方各少数内迁以前，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内迁以后，各少数族虽然还保留着部落组织形态，但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魏晋政权的管辖，有利于朝着封建化转变。

(三)内迁后的北方各少数族，分布地区，十分散漫，成为犬牙交错的杂居状态。同一地区，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族，同一个少数族，却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原来又都是汉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场所，给北方各族的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02民族融合

内迁各族统治者想要巩固和发展地区性政权，加强对文化较高的汉族人民的控制，必须得到汉族世家康族的支持和合作。这样，内迁各族统治者既有通迫和损害汉族世家豪族利益的一面，又有与他们妥协和联合的一面，承认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

而滞留在中原地区的汉族高门华阀和坞堡豪强，为了维护已得利益，也多乐于投靠各族统治者。于是，各少数族统治者和汉族世家豪强，便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互相勾结起来，共同压制和剥削各族人民。

而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在辗转流离的迁徙过程中，相同的遭遇使他们逐渐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偏见，共同反抗整个统治阶级。各族被统治者共同反抗统治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有利于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

内迁各族统治者依靠世家豪强的事例是很多的。如石勒为刘渊部将时，曾将河北地区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以示保护和照顾。后赵建立以后，石勒又令族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为了取得世家豪强的合作，礼请赵郡中丘世家张宾为谋士，张宾也是“机不虚发，算无遗策”，竭力为石赵政权效劳。

他如张班、孟卓、王波、斐宪、卢湛、石璞、傅畅、荀绰、崔悦、崔遇、郑略等豪强大姓，由于受到石勒的优待，也都积极支持后赵政权。石虎虽然“荒耽内游，威刑失度”，“坑斩士女，勘有遗类”，却也懂得“衣冠华胃，宜蒙优免”的重要性。

他为了取得关陇地区世家豪强的拥护，免除了雍、秦二州大族皇甫氏、胡氏、梁氏、牛氏、韦氏、杜氏、辛氏等十有七姓的“戎役”。正是在汉族地主的鼎力扶助下，石氏终于灭了前赵，建立后赵，复有秦陇之地，使北方几成统一之局。

氏人符坚图谋称猫北方，决定“复魏晋士籍”，承认他们旧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得到了“关东士望”房旷、房默、崔逞、韩撒、阳陡、阳瑶、田裸、郝略等的积极支持。当符坚与羌族姚氏角逐时，“关中堡垒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斓、赵熬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助坚”。符坚还起用北海破落士族王猛为相。王猛“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儡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遂使前秦“兵疆国富，垂及升平”。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内迁各族所建立的地区性政权，除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外，其他政权都比较短暂。这些政权崩溃后，各少数族人民并没有迁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去，而是留在当地承受他族统治者的剥削与奴役。各少数族人民为了图谋生存，与汉族人民一道，对各族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如在反抗匈奴刘氏的前赵政权中，牧宰极桑领导的牧人起义，其中有“郡县系囚”，“山泽亡命”，在反抗揭族石氏的后赵政权中，梁腆起义队伍里除汉人外，也有关中一带的各少数族人民参加，在反抗氏族石氏的前秦政权中，姚墓的队伍里除羌人外，还有汉、乌丸，匈奴屠各和鲜卑段部各族人民。

仅举以上事实，已足以表明包括汉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逐渐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互相支持，共同携手，开始了各民族间的初步融合。这种情况，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人民在长期相互了解和多次大起义的熔炉中，终于实现了以汉族为基础的民族大融合。原来的匈奴、揭、氏、羌、鲜卑和乌植等各少数族的名称，便都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03结语

汉族世家豪强出仕各少数族统治者建立的地区性政权，促进了各少数族的封建化过程。如张宾辅佐石赵政权期间，推行曹魏九品中正制，举秀才，选贤良，设太学，开五经，建立起一套封建政治制度。前秦宰相王猛所推行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比较进步的文化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各少数族逐渐摆脱了落后的状态，朝着封建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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