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的烽火往昔人民资讯

□刘永加

嘉陵江是我国长江的第二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凤县嘉陵谷，干流流经陕西宝鸡、汉中，四川广元、阆中、广安、南充和重庆的合川、北碚、江北等地，在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公里。嘉陵江，又名西汉水，郦道元《水经注》载：“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西汉水。”唐代地理文献《元和郡县图志》中已经正式出现嘉陵江这一地理名词。宋代《太平寰宇记》中多用嘉陵水或嘉陵江名，由此，可见唐宋时嘉陵江的名字就开始流行使用了。

嘉陵江是我国西部沟通陕、甘、川、渝诸地的一条重要的南北流向水上交通干线，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两汉三国时期军事要道

嘉陵江不仅风景优美、源远流长，而且水资源丰富，流量也居长江各支流第二位。这就为嘉陵江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古代的四川，尤其是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虽然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府之国”。但那时从四川前往长安要通过“难于上青天”的千里栈道，翻越巍峨的秦岭、巴山。而位于川陕大道上的嘉陵江上游，有是天然的水运通道，主要是从白水江到四川广元、昭化、阆中间的几百里。正因为嘉陵江地理位置重要，便于沟通川陕甘地区，所以成为古代军事行动的重要运输通道。

有记载，嘉陵江航运事业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秦朝灭亡的第二年，刘邦被封为汉王建都于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他发动了北伐三秦夺取关中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粮草供应，就是由萧何负责的，他“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随即“发蜀汉米万船而助给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这些粮草的运输就是走的嘉陵江上游。这也是目前所知有关嘉陵江航运事业的最早记载。

到了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了中原地区，但是公孙述却割据四川拒不统一。刘秀命大将吴汉和岑彭统兵进攻四川。其主力就是由水路溯长江从其支流陵江和涪江向西北进军，攻下涪城（今绵阳市）和绵竹、繁、郫等县，与主力合围成都，消灭了公孙述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

东汉中叶时，虞诩任武都太守时，对嘉陵江的上游通航进行了进一步的开发。武都郡的治所在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其管辖范围则包括今甘肃东南部和陕西西南部的嘉陵江上游各县。当时，武都郡是羌氐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所需布帛和粮食多靠汉中和川北等地区来供应，嘉陵江的航运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当时的航道不是很通畅，虞诩就亲自率领手下官吏和兵士，“案行川谷、烧石翦木”，对由沮至下辨的航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也就是从现在的陕西略阳县到甘肃成县间嘉陵江上游的航道，保证了漕运的正常进行。从而促进了武都郡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再加上虞诩推出了积极的赈贷贫民、兴修水利、奖励生产、招抚流亡等措施，两三年间，武都郡的民户由一万三千激增至四万，“盐米斗贱，十倍于前”。

东汉末年，刘备已经取得荆州，为了夺取四川，他先后和诸葛亮统兵西上。其主力也都是溯长江西上至江州（今重庆市），然后折而向北，又转向西北，也是走嘉陵江及其西侧支流涪江一路。后来，诸葛亮的六次北伐曹魏战争，其粮草运输，也曾经利用嘉陵江进行水运。

可见，在两汉三国时期，嘉陵江上游的航运得到了开发，保证了运输的畅通，尤其是在一系列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宋时期战略补给线

唐代时，嘉陵江上游通航里程进一步增加，可以到兴州长举县，即今略阳县与甘肃徽县交界处的长烽村。到唐代中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驻扎在兴元府，也就是现在的汉中市，“兴州之西为寇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因。”为了“通漕以馈成州戍兵”，他疏浚了兴州顺政县和长举县间的嘉陵江航道二百余里。

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写了《兴州江运记》一文，记述了严砺“刊山导江”，疏浚航道工程的情况：“乃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即山僦工。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坚利，化为灰烬。畚锸之下，易为朽壤。乃辟乃垦，乃宣乃理。随山之曲直休之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厥工既就，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忭，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谈为安流。丞徒讴歌，枕卧而至。戍人无虞，专力待冠。”柳宗元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疏浚工程情况，尽管施工条件十分艰难，但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了治理任务，从而保证了辖区嘉陵江航运的畅通，部队的粮草供应也有了保障。这也为后来的嘉陵江上游航运打下了坚实基础。

到了宋代，嘉陵江的通航可以上溯到长举东北、徽县东南七十里的虞关，古代也称为鱼关或渔关，使通航里程进一步延伸。在北宋灭亡后蜀的战争中，宋将王全斌等先攻下兴州，获军粮40万石；再攻下三泉，获军粮30万石；又攻下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获军粮80万石。后蜀这些军粮的积存，大多是由嘉陵江上游运来，足以说明嘉陵江上游航运的重要性。

在南宋与金朝对峙的一百多年间，南宋深知四川和嘉陵江以及汉江上游的甘南、陕南等地区对保障长江中下游安全的重要性，任命大将吴玠、吴璘兄弟，统领十多万精兵，屯驻于被称为蜀口的五州三关之地，固守秦岭大散关一带宋金分界线。这样就需要从川西平原、长江沿岸和嘉陵江中下游各地转输大批粮食和其他军事物资以支援前线。因而南宋政府十分注重改善嘉陵江的航行条件，对嘉陵江上游水道多次疏浚整治。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千艘清舟鱼关北，一点烽传骑谷东”的诗句，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嘉陵江上游航运的繁忙景象和巨大规模。据统计，当时每年所运的军粮多达万石。

南宋末年，蒙古为灭掉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三路进攻，其中对四川的争夺战最为激烈，而嘉陵江仍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蒙古西路军由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统领，在收降了据守甘肃陇西、天水一带的南宋部队以后，以关中、陇右为基地迅速南进，连战沔州（陕西略阳）、青野原、大安军、阳平关，南宋名将曹友闻败死。“蒙古军遂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虽然蒙古军不久又从四川撒出，但依靠嘉陵江上游运输的粮饷，蒙古军先后筑城于沔州、利州，打造了再次进攻四川的基地。

直到南宋合州守将投降，元朝完全占据四川、统一全国的近四十年间，在四川进行长期战争的蒙古军队，一直是把嘉陵江作为粮饷和军事物资的主要供应线。为此曾先后设置“关西兴利军储大使”“渔关沔州官军水陆转运都元帅”等官职，分派重臣负责粮饷的水上运输。蒙古曾多次疏浚嘉陵江上游航道、制造车船、修整有关道路，组织沿线军民把从关中、陇西各地筹措的粮食从渔关装船，运往四川前线。于是嘉陵江上“漕运流通，粮运不绝”。

清代平乱战争后勤保障通道

清代嘉陵江上游航运的发展，与当时发生在川陕地区的军事活动紧密相关。而因军事运输急剧发展起来的航运业，又促使清代嘉陵江的航道更向上游开拓，超过唐宋元明时期甚远，可以上溯到徽县以东数十里永宁河与嘉陵江相会处的合河口。

清朝初年，农民军张献忠余部据陕南、四川抗清。顺治三年，清命肃亲王豪格、平西王吴三桂等先后攻打陕南、四川。吴三桂所部驻守汉中、略阳，前锋在四川广元、保宁（阆中）。为使广元、保宁之师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清政府命令在陕西、甘肃等地购置根食，建置粮仓，利用嘉陵江运往四川，拉开了清代嘉陵江水运事业发展的序幕。当时（顺治七年），甘肃徽州知州杨三辰，曾参与了这次军运粮草的任务。为能顺利漕转徽仓之粟，支援前方，杨三辰亲自到漕运一线，带领人们浚治嘉陵江险阻，监督修船运粮，“奖勤儆惰，以董其役”，使嘉陵江上游的遭运更加通畅快捷。他还专门写下了《江河纪略》一书，详细记述了在徽州设置仓廒，贮藏从秦州等地运来的粮食以及考察嘉陵江上源航道的情况。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第二年初攻占四川，在嘉陵江中上游的广元、保宁地区与清军形成对峙局面。吴三桂叛军不断骚扰清军运粮航道，阻截粮船，致使清军常因缺饷而退兵。康熙十三年二月，清政府派都统赫业等领兵赴广元，进攻保宁，嘉陵江仍然是重要的补给保障线。“陕西与四川接壤，馈运为便。令陕西总督、巡抚与四川总督协理供应”。陕西总督哈占“以汉中、广元山径险峻，疏请造船略阳，速粮运”。为保证水运安全，清兵防守嘉陵江上游朝天关等要地，“粮艘至彼，递相护送”“源源接济，毋令匮乏”。

而吴三桂叛军为了阻止清军南下，则竭力阻遏、破坏嘉陵江上游的水运。九月，叛军袭踞朝天关、七盘关，焚劫略阳粮艘。清军以“水陆被阻”“粮运难继”，不得不撤退进攻保宁之师回广元。由于吴三桂掐断清军水运要害嘉陵江航线，致使驻广元部分清军及“运粮兵丁”哗变。清军被迫先从广元、继从汉中撤还西安。秦岭以南的陕西、甘肃各州县均为吴三桂叛军所占据。

康熙十八年十月，清军对盘踞陕南、甘南的吴三桂叛军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吴部饷援不继，力不能支，放弃汉中，退踞保宁。十二月，清军分两路进剿四川叛军。康熙令“西安、甘肃两巡抚备粮饷，运至汉中、略阳”，支援前线清军。巡抚杭爱上奏：“进剿四川大兵俱抵汉中，日需粮饷，皆于西安、凤翔府所属取给。但山路狭隘、转运艰难，若止从陆路输送，势必难继。必水陆并进，庶于军糈有济。宜选贤能道官一员，急赴略阳，兼管船舰，由水道运致”。由此进剿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的军需粮饷，均由陕、甘备置，运抵汉中、略阳后，顺嘉陵江而下，从水路运往前线。由于粮食供应充足，康熙十九年初，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四川。

四川平定后，清军乘胜进剿云贵，军粮仍多靠陕西供应，经四川运往前线。由陕西顺嘉陵江下运重庆，转西南溯长江运往叙州（宜宾市），以供军需。所以在清军进攻云贵叛军的战争中，通过嘉陵江从陕西运送大批粮食入川以充军粮，保证了前线军需。清廷还特设川陕总督，以统一指挥漕运陕甘粮入川事宜。这一措施完善了嘉陵江的航运管理，保障了清军南下的粮食供应。所以到康熙二十年初，即顺利攻克云南昆明，彻底平定了吴三桂叛乱。

由于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嘉陵江上游航运及造船业的发展。地处嘉陵江上游的徽县一时成为造船、征夫、运送军事物资的重要基地。顺治七年，杨三辰曾亲督船户造船，一次即造“运船一百一十只”。显然当时徽州已有许多船户组成的造船工业，能够制造出相当数量的船只。徽州不仅有较大的造船工业，也为战时运输提供了许多水夫，承担“扯船”任务。“一年共派四百名，解至略阳，听候扯船。其初以保宁为止，今直抵重庆府”。

这些记载表明，古代嘉陵江上游的航运事业常常是与川陕间大规模战争相关的。所以，战争突起，运输量随之激增，于是浚河道、建码头、修仓库、造船只，漕舟如梭，物资山积，航运事业急剧发展。沿线城镇勃兴，军民商贾云集，形成一片战时的繁荣。但是，战争一结束，军事运输停止，嘉陵江上游的航运事业便随之冷落下来，集镇萧条，船只稀少，仅能维持沿线地区少量民间物资的转输。

本文来源：中国水运报